> 对未来我们可以期许什么

对未来我们可以期许什么

陈为 @ 2013/10/31

  10月27日,在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北京读者见面会后,和吴晓波就三中全会、中国改革等话题进行了探讨,本文根据吴晓波当日谈话整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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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

  【财新网·Enjoy】有人预计,三中全会后出现新一波“国退民进”热潮,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。回顾改革开放这35年的历史,很少看到政府通过有步骤的方式主动来推动市场。所有的市场化改革,都是意外和被动的结果。要么就是在一个经济极度萎缩的情况下,政府被动放权,比如1978年的包产到户、放权让利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,在当时,都是由于国民经济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,政府才被动开放的;要么就是在产业变革的情况下,出现了一些壁垒的松动。比如说微信对电信企业的冲击,互联网金融的产生等。但是现在国民经济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,所以包括民营企业家阶层,都不要有太大的期望。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。
  中国自古是一个古典型的市场经济,但是用布罗代尔的话说,是“只有底层、没有顶层的市场经济”,国企占据资源领域,民企待在产业中下游,这种格局有顽固的利益链和意识形态支撑,其改变也将会是渐进式的和艰难的。政府原来采取的方式是,用城墙把资源围起来,但现在发现资源却转移了,有人挖了一个地道将资源一点点、慢慢地转移出去了,那这时,就得看它对这个地道的容忍度。比如说对余额宝的容忍度,一开始容忍了几个月,结果现在变成500亿了,变成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了,对此它该怎么办?所以,所有的对垄断的冲击性行动,一要掌握“时间窗口”,二要快速,三要有当牺牲者的勇气。
  中国的改革,不可能不搞顶层设计。1980年代虽然是民间开放,中央政府是有顶层设计的,虽然还没有一整套的方案,但是几个槛儿都卡在对的点上了。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,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坚持,安徽经验不进行推广的话,哪儿有今天?它根本就是关于农村改革和土地问题的一个顶层设计。还有东南沿海的特区开放问题、对整个80年代货币估价的管控问题、全国国有企业的试点改革问题,虽然都没有一揽子的方案,但是它们一定是从顶层来考虑这些问题的。我觉得未来改革首先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改,然后再推动民间改革。在这个意义上,财税体制改革才是未来改革的“重中之重”,可惜,高层似乎想绕过它。改革的主导权或者说选择的主导权,永远不会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上,还是会掌握在政治家手上、掌握在政府手上,所以政府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。
  中国迄今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,不过也有新的力量在进行抵抗,我觉得互联网、非政府组织、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四股新生力量。如果这四股力量在未来能够形成妥协,交叉博弈,间歇性地往前走,中国经济变革的既有路径有可能发生“基因突变”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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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作者:吴晓波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3年8月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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